⑴ 区块链到底是是什么，它犯法吗
区块链是个公开账本 你不能说你家的天然气犯法 也不能说你家的筷子犯法 因为他们只是工具
中国麻将：世界最早的区块链项目
甲首先发起一个申请，我要打麻将，组建一个麻将局，这就相当于创建一个区块，这个区块就会被广播给乙、丙、丁、A、B、C、D……
在打麻将的过程中，上述四个人不断的摸牌、打牌，这个可以理解成挖矿，通过什么来挖矿？麻将机就可以理解成矿机，这四个人就是所谓的矿工，这四个矿工从144个麻将中碰撞出任一正确的牌就能胡牌，我们可以将这144个麻将理解成一连串的哈希值（数字），胡牌的过程就叫算力，直到胡牌，意味着碰撞出了正确的哈希值，可以获得奖励，每人给丙支付相应的筹码，放在区块链中这个奖励就是比特币或者其他虚拟币。
为什么其他三个人都会主动给丙奖励，那是因为这些人都自动达成了共识，丙确实赢了，大家都记录了这笔账，包括坐在旁边买马的家属们，想抵赖是不行的，不然以后传出去这人品不行，就没人再和他一起玩儿了，毕竟圈子很重要。
细究一下，在大家达成共识时，我们看不到任何中介或者第三方出来评判丙赢了，大家给丙的奖励也不需要通过第三方转交给丙，都是直接点对点交易，这一过程就是去中心化，牌友们（矿工）各自记录了第一局的战绩，丙大胡自摸十三幺，乙杠了甲东风，记录完成后就生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块，但要记住，这才只是第一局，在整个区块链上，这才仅仅是一个节点，开头说的8局打完，也就是8个节点（区块），8个区块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账本，这就是区块链。因为这个账本每人都有一个，所以就是分布式账本，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篡改记录，打到最后，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⑵ 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的刑事风险（转载）
2021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名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银发〔2021〕237号）。通知明确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及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的定性，明确指出，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盛行，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滋生洗钱、非法集资、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笔者认为，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业务活动的组织者存在巨大的刑事风险。
一、《通知》对虚拟货币法律地位和相关业务活动的定性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交易的媒介，其本身并无价值。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是货币所代表的财富，而这种直接对应关系，是因为有政府的信用担保。而虚拟货币的发行主体并不是主权国家的政府，也没有国家信用的担保，不具有财富载体的法律地位。
（一）明确了虚拟货币的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二）对相关行为的定性。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或虚拟币之间的兑换、买卖，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撮合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对于开展相关非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对于相关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境内工作人员，以及明知或应知其从事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仍为其提供营销宣传、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
（四）相关交易活动，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这里包括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二、对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业务的打击力度
虚拟货币的发行，没有政府的信用担保，容易成为财富掠夺的工具；虚拟货币的炒作，容易被操纵，造成广大“投资者”巨大损失，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由于虚拟货币的匿名性，通过交易可以随意漂白资金的原始来来源，达到洗钱的目的，助长相关犯罪活动。
从国家层面上看，虚拟货币的热炒，已经威胁到国家的金融安全、人民群众的财富安全和 社会 稳定，必然会遭受全链条行政干预和刑事打击。
（一）在原始取得环节，严厉打击“挖矿”
2021年9月，11部门联手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发改运行〔2021〕1283号《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确区分“挖矿”与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界限，要从所属企业、规模、算力、耗电量等基础数据，梳理排查存量项目与在建新增项目。严禁新增项目投资建设，严禁以数据中心名义开展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严格限制虚拟货币“挖矿”企业用电报装和用能。严禁对新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提供财税金融支持。从电力供应，财税支持和金融服务角度，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
（二）交易与兑换环节，严格禁止，依法取缔
1．加强对虚拟货币相关的市场主体登记和广告管理。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不得含有“虚拟货币”“虚拟资产”“加密货币”“加密资产”等字样或内容。严禁制作、发布和代言虚拟货币的相关广告
2．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服务。禁止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
3．加强对虚拟货币相关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和接入管理。不得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
（三）涉及虚拟货币相关活动的刑事风险
公 安机关将继续深入开展“打击洗钱犯罪专项行动”“打击跨境赌博专项行动”“断卡行动”，严厉打击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中的非法经营、金融诈骗等犯罪活动，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的洗钱、赌博等犯罪活动和以虚拟货币为噱头的非法集资、传销等犯罪活动 。
可见，随着虚拟货币的热炒，不断积累着金融安全风险， 社会 稳定风险和 社会 财富的风险，对相关行为的刑事打击已经在路上，刑事风险陡然上升。
三、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业务可能涉嫌的罪名
涉及虚拟货币的相关业务活动中容易涉及非法经营、金融诈骗等犯罪活动，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的洗钱、赌博等犯罪活动和以虚拟货币为噱头的非法集资、传销等犯罪活动是司法机关重点打击对象。
（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投资经营虚拟币的名义，拉人头，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虚拟币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二） 集资诈骗罪，在虚拟币业务中，虚构挖矿，或者组建平台等活动，吸收不特定的人的资金后，肆意挥霍，导致资金不能返还，或者携款逃避，或者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数额达到10万元的，则构成犯罪 。
（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投资“挖矿”为由，或者组建虚拟币交易平台等，向不特定的公众公开宣传，许诺一定期限内，获得固定收益的，如果吸收的金额达到人民币20万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就会构成犯罪。
（四） 诈骗罪，以推销某虚拟币的投资套餐为由，或者利用非法设立的虚拟货币投资交易平台，通过控制交易活动，虚构行情，修改交易数据和交易价格，直接进行“割韭菜” 。
五）非法经营罪，通常是方式有。组建虚拟货币的交易盘，或者作为国外虚拟货币交易盘的代理，以期货交易的方式，组织投资者进行买涨买跌的交易活动，收取手续费。
（六）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 社会 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通过买卖虚拟货币进行形式转换的行为。
目前，利用虚拟货币跨境兑换，将犯罪所得及收益转换成境外法定货币或者财产，是洗钱犯罪新手段，虽然我国监管机关明确禁止代币发行融资和兑换活动，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采取的监管政策存在差异，通过境外虚拟货币服务商、交易所，可实现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的自由兑换，虚拟货币被利用成为跨境清洗资金的新手段。
（七）开设赌场罪，主要集中于为赌场提供人民币与虚拟币的兑换环节，根据刑法的共犯理论，而涉嫌开设赌场罪。通常是行为人明知某 游戏 平台为网络赌博平台的情况下，仍向平台申请做虚拟 游戏 币兑换代理商，为网络赌博人员提供买卖虚拟币及资金结算服务。
网络虚拟货币虽不能完全等同于货币等传统意义上的财物，但在特定的场合下，行为人可以通过对虚拟货币的占有实现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因此以虚拟货币为对象的诈骗行为，同样可能危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具有相当的 社会 危害性，也应当作为犯罪予以惩处 。
虚拟币受法律保护吗虚拟币盗骗算不算犯罪
第一，虚拟币，比如 比特币 等，或者一些 游戏 、网络货币，如QB，某 游戏 金币等都属于个人合法财产，只要个人合法取得，就受到保护
第二，国家所禁止的交易，特指在国内禁止炒作、交易该虚拟币。但是禁止交易不代表该虚拟币本身违法或者没有价值
举个例子：例如比特币，我国拒绝承认任何区域链块币，也禁止交易和服务，但是这不代表比特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在国际交易体系中，比特币在部分地区是获得认可的，而且也有对应的价值尺度
当他人盗窃比特币或者骗取比特币时，国家依然会按照盗窃罪或者诈骗罪论处，金额需要核定。
目前我国禁止的是虚拟币的交易、定价等，但不是禁止虚拟币本身的价值和持有，只要该币不被定义为非法，那么就是合法的
同理， 游戏 货币同样被认定为合法财产，只是国家禁止其交易而已，而不影响因对虚拟货币侵害而导致的相应法律责任.
虚拟货币 交易平台上线交易的虚拟币种涉嫌传销是什么罪
可能会涉及非法集资以及传销等相关刑事犯罪。
（1）目前没有法规对交易平台进行规范，但是交易平台也应尽到审核义务，例如，在上线交易各种网络虚拟货币时，应审核该币是否为基于 区块链 技术的网络虚拟货币。
（2）如果交易平台明知上线交易的币种涉嫌传销，但为了收取提成，还为该币种提供交易服务，推动其发展，一旦该币种被认定构成传销，交易平台或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3）同时，虚拟货币交易机构的账户上存储了客户大量资金，但是，各家网络虚拟货币交易机构并无获批吸收公众资金的资格，这使得交易机构面临非法集资的潜在风险。
2017 版《互联网传销识别指南》 ( 以下简称《指南》 ) ，列举了虚拟货币和传销货币的几种区别：
（1）从发行方式上看，虚拟货币不依靠特定货币机构发行，它依据特定算法，是 去中心 化的发行方式；而传销货币则主要由某个机构发行，并且采用拉人头的方式获利；
（2）从交易方式上看，虚拟货币是市场自发形成的零散交易，形成规模后逐渐由第三方建立交易所完成交易，而传销货币则由某个机构自己发行，并且自建平台来进行交易；
（3）从实现方式上看，虚拟货币本身是开源程序，而传销货币的开源是完全抄袭别人的开源代码，且没有使用开源代码来搭建程序，其本质跟 Q 币一样是可受网站控制的。
一、虚拟货币平台涉嫌诈骗的行为通常出现在两个环节，一是发币环节，二是交易环节。
其一 在发币端，应审查平台发行的虚拟货币是否具有真实的价值属性。
一般而言，虚拟货币作为一种数字资产，鉴别其是否具有价值真实性的关键在于虚拟货币是否具有去中心化的流动性，即虚拟货币的存在以及流动是否依赖于中心化的平台本身。
如果是基于以太坊、波场等主流区块链技术开发的虚拟货币，其本身是具有去中心化特征的，这类虚拟货币在上链后可以和所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币币交易；如果平台发行的所谓虚拟货币并不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虚拟货币本身可能只是一行程序代码，且虚拟货币无法脱离平台进行流动，则这类虚拟货币只能称之为“平台币”或“空气币”，在平台服务器关闭后，这类虚拟货币也将随之消亡。
实务中，如果平台发行的是没有任何实体价值或服务支撑的，且并非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的虚拟货币，那么可能会因为提供了不具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或服务而被认定为采用欺骗方法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进而认定为构成诈骗罪。
其二，在交易端，应审查平台在交易过程中是否具有操纵、控制虚拟币价格的行为。
虚拟货币的交易应当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其价格的涨跌完全由市场决定。如果人为干预甚至完全控制虚拟币的价格，则市场定价机制完全失去意义。实践中，平台操纵、控制价格也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平台方通过技术人员修改后台参数，设定交易价格的上限和下线，即以划定价格交易区间的方式控制币价的涨跌幅。
第二种情况，平台方通过技术人员修改后台数据，直接修改虚拟币价格，完全掌控虚拟币价格的上涨与下跌。
笔者认为，两种情况都存在操纵、控制币价的因素，但在定性上应当加以区分。第一种情况下，平台并没有直接控制虚拟币的价格，只是仿照股票交易市场的涨跌幅机制，为虚拟币价格设定了涨跌幅。从主观方面考量，平台要求技术人员这样做的目的，通常是为了维护币价的稳定，防止由于非理性的投机行为导致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跌，进而导致平台崩盘。这种情况下，平台方控制币价涨跌幅的行为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是为了维持平台运营的稳定性，不应认定为诈骗罪。
而第二种情况则不同，平台直接控制虚拟币价格的行为，导致了市场博弈行为对价格涨跌影响的完全失效，虚拟币完全由平台定价。如果平台方滥用这一技术手段，可能导致平台通过“先拉盘、后砸盘”的操作方式，造成表面上投资者因市场“熔断”而大面积亏损的假象，事实却是平台实控人非法占有了这部分“亏损”。这种情况下，平台方要求技术人员操纵价格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是可能认定为诈骗罪的。
一般而言，平台实控人发币及经营平台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平台的持续经营，则其取得的资金应当是大部分用于平台的持续运营，少部分按照既定规则用于分红。因此，“经营性”用途应认定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一观点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中：“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因此，“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通常不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如果资金为平台实控人直接占有后，并没有投入平台运营或只有少量资金用于运营，绝大部分被实控人用于挥霍、奢侈性消费或为了实现资金占有而进行了非法转移，则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资金用途、去向的审查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如果是大部分用于经营，存在小部分奢侈性消费的情况，也不应以偏概全地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所述，技术人员由于参与到了虚拟货币平台从发币到交易再到收益分配的多个环节，其客观行为、主观故意均会对案件是否构成诈骗的定性产生影响。辩护人应当从技术服务的多个角度切入，结合案件的证据材料，综合判断案件整体上是否构成诈骗罪。 如案件不构成诈骗罪，则应当审查案件整体是否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或非法经营罪，审查技术人员是否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其他犯罪。
⑶ 辩护角度谈虚拟货币的“价值”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一直对虚拟货币持高压态度，且政策层层加码。2013年五部委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否定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将其定性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表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将追究相关境内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随后国内的交易平台或暂停中国境内新用户的注册并清退存量用户，或直接永久关掉了交易服务。
至此，笔者也认为，目前虚拟货币在国内已经终结。但与之相关的案件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高发。在相关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中，我们始终无法绕开虚拟货币“价值”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对涉案的虚拟货币的“价值”进行举证及对其价格鉴定进行质证等工作。
下面我们以比特币为例，谈谈我们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证明其“价值”来源的一些思路。
1 价值来源——“共识”和“信任”
我们的货币 历史 ，经历了实物货币到纸币，再到记账货币的变迁。何为记账货币？就是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脱离实体钱包，只使用手机扫码支付，这种便利正是来源于记账货币的充分应用，我们之间的相互转账只是在彼此银行账户的数字上做加减法，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双方记账过程。而这个记账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各个银行、三方支付机构和央行负责，央行拥有整个国家大账本的记账权，即“中心化记账”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纸币及这些“手机中的数字”具备“价值”，是我们基于对国家的“信任”，是国家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信用背书让我们达成了它们具备“价值”的“共识”。
同样，黄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其作为货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信任”；钻石的价值，也同样是人们对其稀缺性及其背后的某种象征意义的达成“共识“”。所以， 价值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特定物价值的“共识”和“信任”， 如果人们不对一个事物达成有“价值”的“共识”，那么很多我们认为“值钱”的事物，其实根本没那么“值钱”（包括钻石和国家发行的纸币）。
但纸币天然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当年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政府，还是次贷危机和新冠期间的美国政府，都会出现无节制超发货币的现象，货币超发及经济危机往往引发通货膨胀，纸币大幅贬值。纸币之所以贬值，也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发行货币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对于的黄金等物品“价值”的“共识”提升，进而金价上涨。虚拟货币鼻祖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期的美国，在此背景下，针对主权货币的通胀问题，其被设计成“去中心化”和“总量恒定”等特性。
随着人们基于对这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达成“共识”，产生“信任”，虚拟货币才产生了“价值”。并随着达成“共识”、“信任”其“价值”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以比特币为例，2009 年1月，中本聪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时，市场对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无法形成对其“价值”的“共识”，所以，此时比特币的价格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国人拉兹罗首次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25美元的披萨（首次比特币交易，拉兹罗也是首次使用显卡挖矿的人），那么它的价值变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浦路斯发生经济危机，当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贬值的塞浦路斯镑货币，而纷纷抢购比特币，导致比特币价格飙涨8.8倍。当2013年11月比特币达到8000人民币阶段高点的时候，中国五部委《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发布，严重打击了人们对其的“信任”，比特币价格随之大幅下跌，同样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破产，冲击了人们对比特币的“信任”，让其价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和最长链机制保证了比特币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币都可以追溯诞生及交易的 历史 ，具备不可伪造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增加了人们对其“价值”的”共识”。
所以，虚拟货币是基于人们对达成“共识”、形成“信任”的程度，而产生了其价值，并基于“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响其价格。
2 价值来源——“获取成本”
虚拟货币有两种获取发生——“挖矿”和“交易”。
先说说“挖矿”，以比特币为例，其原始产生就是由“矿工”、“挖矿”生成。“矿工”可以由身处全世界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担任，“挖矿”是指“矿工”借助计算机算力，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过程，第一个求得特解的“矿工”能够获得新增“账本”的记账权，从而得到特定数量的比特币奖励。计算这个特定解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运算，同时比特币在设计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规则，算力每过一段时间需要调整一次，这意味着挖矿的难度也在上升，也让成本（主要是显卡等硬件）大幅提高。
同时，随着挖矿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矿难度增大，个人能挖到比特币的概率越来越小，也就逐渐发展出规模化的矿场，也就是聚合n多台矿机的算力一起挖矿，挖矿从个人挖矿转变为矿场或矿池，一个矿场的成本有：建设成本、设备成本、维护成本（包括店里成本和人工成本）、网络成本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虚拟货币的挖矿过程，同样投入了具体的（劳动力）“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可以量化为具体的（虚拟货币）商品价格。早在比特币诞生的2009年，一个叫“新自由标准”的用户，就在比特币早期论坛上提成通“生产成本”计算比特币价格的方法。他认为一枚比特币的价值计算方法应为：计算机运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电量是 1331.5 千瓦/时，乘以上年度美国居民平均用电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个月，除以过去30天里生产的比特币数量，最后的结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币的定价结论。
至于“交易”的获取方式，无论是直接使用法币交易，还是使用法币兑换虚拟货币后再进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终能够与法币达成某种“汇率”的自由兑换，它背后自然存在确定的价值。
如我们在 《谈虚拟币诈骗案件的辩护要点》 文中所述，实务中我们需要区分非主流货币中的特殊币种，通常所称的类主流币（山寨币），他们在技术模式上与主流币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实项目、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按照其白皮书的规划执行，常见的山寨币有EOS、BTM。针对这类涉案虚拟币。在实际辩护中，我们应当重点证明这些 虚拟币符合流通性，与主流币或者法定货币能够自由兑换的特征 。
我们前年承办的浙江某虚拟币诈骗案，工作重点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与比特币自由兑换的证据材料，即证明该类非主流“山寨币”可以与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最终能够变现成法币的特征，证明其具有财产属性。
此外，如无法达到上述标准的虚拟币，一般属于空气币和传销币。空气币，顾名思义，就是在实际发展中，没有任何产品或业务落地，单纯发币圈钱跑路而已，如已经跑路的英雄链、超级明星、太空链等等。传销币，则是打着区块链之名，行传销之实的货币，如此前轰动一时的深圳普洱币等，我们也在 《谈虚拟币传销案件的辩护要点》 一文对传销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
由于区块链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虚拟属性，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对其价值真实性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区。我们认为，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虚拟货币去中心化，没有发行政府及权威机构做信用背书，且交易价格波动巨大，并不具备货币属性也不宜作为货币使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特殊商品，应定性为一种无记名的有价证券，这不仅于民法层面拥有充分的物权理论支撑，同时也能被进一步解释为《刑法》第92条所规定的“财产”，所以，针对该类型的网络诈骗，从鱼龙混杂的“币”中，区分出主流虚拟币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币”，是对抗诈骗指控的有力辩点。
3 价值来源——司法认定
1、十部委《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改变了主动民事判决中“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方向，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认定虽受政策影响大，但尚不明确。
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则彻底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随后内蒙古、云南、安徽等省份及相关机构，先后发布了12条打击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监管政策，这也同时改变了很多民事判决对“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铁亮诉火币网一案判决中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双方缔结的 合同有效 ，虚拟币交易合同 不属于合同无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陈国贵与浙江亿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判决中也认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并未禁止 比特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 未禁止 买卖比特币“挖矿机”。故原告陈某主张买卖比特币矿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买家不属于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能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十部委《通知》发布后，多地法院的案例开始基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如北京东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诉云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判决中认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挖矿”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投资者须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从行为效力上看，“挖矿”活动电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矿机”日均耗电量极大，且生产交易环节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社会 稳定衍生风险突出，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性工具， 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相悖，属于行政法规禁止投资的淘汰类产业，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合同 ；从责任负担上看，比特币“挖矿”活动中出现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及由此引发的投资损失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因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故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方自担 。
同时各地法院关于虚拟货币的认定也并不明确。
在（2018）浙11民终263号丁建强、陈映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本案的虚拟货币非我国规定的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当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由于案涉标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该标的物的交易行为亦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认定因案涉合同无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后，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对于虚拟货币不予保护的态度，基于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要求，很多法院都采取认定虚拟货币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济南中院在(2021)鲁01民终3796号中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认可。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所设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了权利客体的特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虚拟货币财产权益依法给予法律保护。
虽然主流裁判规则如此，但综合全国近几年的判决来看，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笔者认为，正是近年来国家对于虚拟货币投资一直持严厉态度，并频繁升级的监管政策，司法裁判才会短期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来人民法院对虚拟货币纠纷案件也会更多的减少虚拟货币财产保护，需要公民自担风险。
2、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在司法实务中，虽然刑事领域对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仍存争议，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发布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终1043号判决中即有认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因此被告人通过互联网窃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币后，再将其售出所得款项计人民币20余万元到了其个人的银行帐户，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020）粤0304刑初2号判决认为，以太币在中国境内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个，但其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其所有者能够对持有的货币进行管理、通过特定方式进行支付、转移且能够使用货币公开进行交易，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2013 年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所以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变动详情可由代币交易平台出具证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处理中还存在以当地物价局出具的比特币《价格鉴定结论书》为其价值依据，如“武宏恩盗窃案” (2016）浙10刑1043号，及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出具的虚拟货币价格证明，如“胡志凯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5）东刑初字第1252号。
所以在众多刑事判例中，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具备“价值”，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夏律师，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硕士，，曾任职检察院、政府办等部门。先后获无锡优秀专业律师（刑辩类）、无锡市名优律师培养对象（优秀骨干律师）、无锡优秀律师团队（2016、2018、2020）、无锡律协优秀个人会员（2018、2021）、首届华东律师辩论赛优秀辩手、无锡优秀专业案例、江苏产业人才培训优秀讲师等荣誉。
⑷ 比特币不是虚拟货币吗怎么要挖矿
比特币是虚拟币，是通过区块链技术生成的数字虚拟货币，在比特币刚出现的时候，市场上的比特币特别的少，主要是通过挖矿获得的。俗称的挖矿是指为区块链技术有贡献的人的奖励，也是通过这个途径使得比特币不断地得到发展。到后面，比特币的数量逐渐达到初始代码设定的数量时，用挖矿就越来越难获得比特币了。
⑸ 挖“比特币”等非法“挖矿”行为可能涉嫌的罪名
加密数字货币非法“挖矿”行为可能涉嫌的刑事犯罪
作者：李俊南 ，上海华勤基信（杭州）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近年来，比特币、莱特币、狗狗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火热行情吸引无数一夜暴富心态的人群积极参与，币安、火币、OKEx之类的网站迅速扩张拥有大量交易参与方，除了通过买卖途径，很多人也选择通过“挖矿”获得加密数字货币。在“挖矿”的过程中产生一系列行为，而其中部分行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笔者认为，如果要辨析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必须先就加密数字货币和“挖矿”行为的概念进行了解。
第一部分 关于加密数字货币和“挖矿”的概念和性质
一、加密数字货币的概念
口语化普遍使用“虚拟货币”或者“数字货币”来指称比特币、莱特币、USDT、狗狗币等，其实“虚拟货币”或者“数字货币”的范围比较广泛，泛指不受管制的、数字化的货币，包括我们日常所知道的腾讯Q币、盛大元宝等 游戏 币或置换网站内部增值服务等的网络专用币，也包括加密数字货币，笔者本文探讨的各种行为或情节特指加密数字货币。加密数字货币是一种使用密码学原理来确保交易安全及控制交易单位创造的交易媒介或者商品，来源于开放式的算法导致没有固定的发行方或管理方，通过网络计算方法进行解密获得原始数字货币，因为算法解总量可控从而做到让数字货币总量固定，交易过程获得网络中各个节点的认可从而导致交易行为的固定性或安全性。
加密数字货币与实物货币或者形式货币的数字化不同，《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1]和《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2]明确其作为虚拟商品的性质，“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是真正的货币，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货币最初为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而后变为金属（尤其是金银），这些本身即有价值的物品被挑选出来赋予交换权，按照某一时间点特定的价值比例可以循环、普适地交换其他商品或服务。政府（包括其他具有公信力的主体）成立后发行法币，基于政府公信力和金银储量等基础进行许诺，赋予法币可以代替实物货币进行与商品或服务之间的交换。法币（比如人民币、美元、英镑等）是在主权信用、货币契约理论和金银储备等基础上而被赋予的代表一定可供交换价值的 社会 接受度。而 社会 之所以接受，是因为发行法币时，主权机构将会就该等份额的法币做出相应信用许诺，法币具有转化为真实实物价值的可能性。通常每个主权国家或区域只是用一种法币，由中央银行发行和控制，严格遵循“MPQV”的公式进行计算，避免发生严重背离市场的通货膨胀或紧缩。
加密数字货币背后并没有所谓的主权信用或价值支撑，是通过区块链技术保密和流通、计算机算法而获得的虚拟物。区块链是用分布式数据库识别、传播和记载信息的智能化对等网络。2009年比特币第一个区块被开发出来，有人称之为“创世区块”。用于加密数字货币的计算机算法，目的是生成一种虚拟标记，这个标记被设定的程序认为完成了程序要求的解或运算结果程度，基于运算结果给这个标记一定的数字货币值。这个值本身没有内在价值，是数学难题的解答，充其量可能对应的就是解法研发和所耗费的“矿机”购买价格、能耗价格等，而前者无法代表有价物，后者代表的只有消耗而没有创造。
二、“矿机”和“挖矿”
获得加密数字货币的初始方法就是运算，需要借助计算机（“矿机”）来完成复杂运算过程。“矿机”通过中央处理器芯片或者显卡参与数学计算，开展“挖矿”过程。如果能够计算出结果，那么被赋予一个或者几分之一个数字货币值。以比特币为例，“挖矿”就是找到一个随机数（Nonce）参与哈希运算Hash（BlockHeader），使得最后得到的哈希值符合难度要求。
“挖矿”过程涉及的参与方和设备材料包括矿工、矿机、矿机销售方、矿池管理方、区块确认和广播等。矿工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参与“挖矿”的每个人或机构，矿池是为了避免单个矿工“挖矿”收益的不稳定性而聚合矿工后产生的集合，根据不同矿工的运算贡献对收益结果进行分配，区块确认和广播是通过区块链节点互相认可某一个矿机代表的矿工工作量证明，进行记账和通知其他节点。矿工的收益存储于有密钥的电子钱包中，可以查阅、使用和交易。“挖矿”的形式主要分为集中托管式和分布式，前者是矿工将矿机托管给某个矿池管理方，矿工支付电费和管理费，矿池管理方统一进行操作维护；后者是矿工自行管理矿机。
笔者认为单纯的“挖矿”行为在此前并未存在任何有关于涉嫌违法的法律规定，但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五十一次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坚决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此后就虚拟货币非法“挖矿”行为应当会出台进一步的规定。
第二部分 非法“挖矿”行为涉及刑事犯罪的现状
一、笔者以“刑事案件”、“虚拟货币”、“挖矿”等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进行搜索，存在132篇文书。经过对案件文书的研判，笔者发现：
1.根据审判程序来看。 一审判决书占比81.81%；二审裁定书等占比16.67%；审判监督驳回申诉通知书等占比1.52%。
2.根据定罪罪名来看。 （1）一审定罪主要分布为：盗窃罪主要为盗窃公共电力资源，计算机系统相关犯罪主要为在他人计算机内植入木马外挂程序、利用工作职务便利使用可控制的计算机系统挖矿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除了与“挖矿”有关，还与加密数字货币的发行紧密相关，少量盗窃罪和其他类案件主要是与矿机买卖相关，或“挖矿”收益取得后被非法侵犯产生的其他犯罪行为。大量案件为单一罪名，少量案件数罪并罚。（2）二审定罪主要为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犯罪，占50%；控制、入侵、破坏计算机系统等计算机系统相关犯罪，占18.18%；其余各项罪名（抢劫罪、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盗窃罪等）占31.82%。基本所有案件均维持原判。
二、笔者另通过网络搜索发现：
2018年5月腾讯网报道[3]称，“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提前介入一起特大网络黑客盗窃虚拟货币案，并批捕该案三名嫌疑人。三名嫌疑人为专业化的网络技术人员，组织‘黑客联盟’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并将计算机中的虚拟货币转移，涉案金额高达6亿元”。
2020年11月哈尔滨新闻网报道[4]称，黑龙江警方抓获28名犯罪嫌疑人，成功破获一起涉嫌以“哥伦布CAT虚拟货币”“挖矿”为噱头的特大网络传销案件，总价值近人民币3亿元。
2021年5月8日法制现场报道[5]称，武汉市洪山警方“宣布打掉一专为网络诈骗团伙开发APP的 科技 公司”，“晟昌 科技 ”接受委托定制开发一款名为联合众鑫的虚拟币平台，以USDT充值后，“宣称兑换联合众鑫独有币种ZBCT后，可在平台内购买矿机挖矿产生收益”，但矿机运营图片全部为网络图片，同时可以使用后台修改权限，“随意修改ZBCT价格及具体收益比率”。“晟昌 科技 ”公司“3年间开发了150余个涉及区块链、虚拟货币、电子钱包、网络商城等APP、小程序，几乎全部是网络金融诈骗、传销团伙所定制”[6]。
公布案例和网络报道表明，近年来与加密数字货币“挖矿”行为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非常猖獗，采取网络等方式，存在金额高、行为性质复杂、多角色参与、受害者群体遍布广等特征。
第三部分 就非法“挖矿”行为涉及刑事犯罪的一些思考
一、我国关于非法“挖矿”行为的态度
从201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至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要求，都在宏观层面确认了加密数字货币在发行、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风险。因为加密数字货币去中心化不可管控的特性，被大量的犯罪活动所“青睐”。
2021年5月25日，内蒙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坚决打击惩戒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八项措施（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前已多次对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行为进行围追堵截。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发布《关于召开虚拟货币“挖矿”有关情况调研座谈会的通知》。
二、从国际上而言
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地均已出台了与虚拟货币相关的行业规范政策，比如在投资人门槛、交易所牌照、实名认证机制等方面均有所要求。印度则准备直接禁止民众交易及持有加密数字货币。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大趋势也逐渐朝着管控方向归拢。
三、非法“挖矿”行为的非法性体现分析
单纯的个人购买或者租用矿机进行加密数字货币“挖矿”，并未有法律规定禁止，这是基于个人需要而获得虚拟商品的行为，需要被禁止的应当是带有非法属性的“挖矿”行为。
前文提及的案例表明，主要犯罪行为体现为：
1.技术型非法攫取
部分不法分子利用投资者购买矿机，或管理计算机，或其他便利条件，通过对计算机系统内植入木马病毒为自己“挖矿”，涉嫌 入侵、控制或破坏计算机系统犯罪 ,或盗取他人已经获得的加密数字货币 涉嫌盗窃罪 。
2.盗取电力资源
部分不法分子通过私设电缆、增设微电脑控制器等手段盗窃电能用于“挖矿”，已经成为了部分地区的多发性案件。盗电行为不仅仅直接通过秘密手段非法使用和侵犯了公共资源和他人合法权益，同时可能会因线路漏电引起火灾、影响节能减排政策下的区域供电安排和平衡、影响区域性阶梯用电的电价，应予以打击。
3.引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 或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等涉众
（1）A宣称可以销售（含销售后托管）或租赁矿机进行“挖矿”， A向 社会 公众宣称，矿机具有强大的算力（衡量矿机销售价格或租赁费用多以算力或配置为主要标准之一），称可以每月获得一定的加密数字货币收益回报。如果回报是维持在一定的固定标准时，则A就有可能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
（2）A宣称其矿机存在一定标准的算力，但实际未达到该等运算效率，甚至矿机并不实际存在，A收受投资人支付的购买款和租赁费，就 涉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 或 集资诈骗罪 。
（3）A通过三级以上代理渠道推广“挖矿”业务，要求各级代理必须先购买或承租一定数量的矿机，可以介绍他人参与购买或承租矿机“挖矿”的行为，可以获得浮动收益。也就是说，代理通过购买或承租一定数量的矿机获得入会资格，再通过拉人头等方式拿到另外的利润分配，形成三级或以上组织架构，A将 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
四、再进一步思考
1.A没有矿机或矿机根本不符合其宣称的性能，向投资人销售的同时约定托管，或进行租赁时以虚假信息表现存在矿机、以各种借口阻止投资人现场查看或查看虚假场所，但是A与投资人约定退出机制并按月交付投资收益，在市场上购买加密数字货币宣称“挖矿所得”给予投资人、赚取利差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笔者认为A的行为属于诈骗行为，究其本质都是采用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使投资人误以为A有符合宣传的矿机、可以带来符合预期的收益，才支付的购买价款或租赁费用。
2.A自己发行了一种加密数字货币，自行定价，宣称租赁A的矿机可以“挖矿”获得该加密数字货币，实际上并没有矿机供投资人使用，仅仅是根据投资人的投入金额，向投资人固定地发放加密数字货币。A通过程序设定“挖矿”所得数量，甚至将该加密数字货币与主流加密数字货币的兑换价格无限调整，是否涉嫌犯罪？笔者认为，A的行为仍然是诈骗行为，该加密数字货币可能仅仅在A控制网络节点中做闭环运作，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利用投资人的回报期待，以无价值的数字化产物置换法币（也可能现要求投资人以法币购买主流加密数字货币，再以主流加密数字货币进行投资，增加手段的隐蔽性），实际上还是非法占有受害人财产。
3.A发行了加密数字货币，投资人租赁矿机参与“挖矿”的目的不在于看好该加密数字货币的升值空间，而在于该加密数字货币与主流加密数字货币的恒定兑换比例。投资人以其获得的黑色或灰色收入购买该加密数字货币，在闭环系统里兑换为主流加密数字货币，通过买卖获得法币资产。涉及犯罪所得的非法收入通过“挖矿”洗白。A的行为根据其故意程度、参与上游犯罪程度，可能涉嫌上游犯罪的共犯、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洗钱罪等。
综上所述，大量人群为了高回报期待参与“挖矿”行为，在不法分子的引诱、欺骗下，或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可能发生违法犯罪的行为，涉案的罪名种类繁多，行为手段也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涉众化，需要加强监管，避免加密数字货币的热潮给犯罪活动提供温床。
⑹ 区块链有哪些特点
区块链特点：1.安全：不受任何人或实体攻击；2.任何信息不可篡改；3.可溯源，网络中的所有节点均可访问；4.去中心化，无第三方。关于区块链消息，可以在 密码财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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